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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工地逐步“退场”的超龄农民工_1

已阅读:次  更新时间:2022-05-25 17:28  作者:admin  
html模版从工地逐步“退场”的超龄农民工

日结工市场总会醒得更早一些,凌晨5点,招工中介的吆喝声是最响的闹钟。十字路口两旁,聚满了来“蹲活”的农民工。

▲4月11日凌晨5点的马驹桥商业街,找工作的农民工聚集在十字路口。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

60岁的姜兴申也混在人群里,花白的鬓角半掩在褪色的迷彩帽下。从泥瓦匠变成“给泥瓦匠打下手”,这个“候鸟”农民工渐渐懂得,年龄和工种,早已被用工市场暗自区分好价格。他浑身有膀子力气,可以和同龄的老乡们在工地做“小工”,干点儿杂活。

但如今,“门槛”似乎更高了。一个月前,全国多地陆续发文,要求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;相关建筑工地明确不得招收“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”,并以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来规范用工。

事实上,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超龄农民工群体安全的考量。以上海为例,公开资料显示,2018年该市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,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%,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,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%。

告别建筑工地后,像姜兴申这样的超龄农民工该怎样转型,收入、养老如何保障,已经成为一道现实课题并引起决策层关注。

在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,就有代表委员建议,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,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,同时,落实落细农村养老服务,积极开发村镇公益性岗位,促进返乡农民工社会参与、带动增加收入,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。

老去的“候鸟”农民工

清晨,马驹桥商业街,天未亮透,十字路口两旁已经聚集了三四百人。他们是来找日结工作的农民工。红绿灯规律地交替变换着,招工的中介急匆匆地穿梭在马路两边。

“药厂药厂,男女都要,180(元)一天。”一辆白色的大巴车停在路边,车灯照亮了斑马线。话音刚落,招工的小伙便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一名头发花白的农民工好不容易挤到前面,开口便问,“年龄有要求吗?”小伙瞥了他一眼:“年纪太大了,不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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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年轻的女工登记完信息,也问了相同的问题,“你们招工的年龄上限是多少?我妈行不行?”招工小伙问,“她多大年纪?”“60岁。”周围传来一阵低笑声。

姜兴申坐在不远处的石墩上。他今年正好60岁,知道自己没有机会,并没有上前凑热闹。这天他4点多起床,从出租屋步行到马驹桥商业街,正好赶上5点的招工高峰期。半个小时里,他在十字路口来回走了好几趟,偶尔跟别人搭讪几句。

▲4月12日早上7点半,身穿迷彩服的姜兴申和一些同样在“蹲活”的人在马路边闲谈。 新京报实习生 汤赛坤 摄

这个来自吉林的农民像一只候鸟。春种秋收,他记挂着老家那二十亩地的苞米和果树,农闲时,则“飞”到全国各地,打打零工。年轻的时候,姜兴申是一名泥瓦匠,砌墙抹灰,干活麻利。后来年纪大了,他做“小工”,为泥瓦匠打下手。

“我想找个日结的活儿,每天挣200块钱,工期不要太长。”姜兴申嘀咕着,站了起来,往人群中挤去,加了中介的微信。眼下正是春耕时节,他想等着长春疫情过了,就回乡种地。

一个小时后,载着五六十人的药厂大巴开走了。人流在街面上铺出一圈圈涟漪,围拢着那些还在招工的中介。

没过多久,穿着橙色工服的清洁工来了,挥着扫帚,在等待工作的人群中扫出一条流动的通道。十字路口两旁等待的人越来越少,汽车发动机声渐渐取代了吆喝交谈声。公交车缓缓停靠在路边,车窗上贴着打盹儿的上班族。

朝阳升起,年轻人踩着共享单车一晃而过,周围商铺铁门依次被拉开。十字路口两旁,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,衣着朴素,帽檐下是藏不住的白发。

七点二十分,姜兴申看了眼手机,今天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他决定回出租屋。刚巧老家的亲戚打来视频电话,问什么时候回去种地。二人商议着,如果月底能回老家,就回去种地,如果还回不去,就请邻居帮忙打理。

▲4月12日,姜兴申在出租房内缝补衣物。 新京报实习生 汤赛坤 摄

从十字路口步行十来分钟,穿过马驹桥商业街,姜兴申拐进了一条小巷子。陈旧的路面坑坑洼洼,上了年头的低矮楼房和平房野蛮地长在两旁,头顶的电线交错着切割天空。

进门后,姜兴申脱下迷彩外套,戴上老花镜,开始缝补衣服。今天没活儿,他打算去吕福林家喝点儿小酒,走路几分钟就能到。去年春耕结束后,就是这位老乡招呼他来外省打工。

吕福林今年61岁,黑发染了有段日子,根部又冒出一大截白茬。他笑着解释,“我们这个年纪染发,不是图好看,就想着找工作容易些。”

这个“家”更有东北味儿,窗上挂着大豆,墙上贴着年画,桌上的塑料瓶里插着路边采来的紫丁香。吕福林支起一张桌子,端上刚蒸好的东北米饭,从冰箱里拿出一根大葱,蘸上酱,一口下去就是家乡的味道。

▲4月12日,午饭过后,吕福林在出租屋里用手机刷短视频打发时间。 新京报实习生 汤赛坤 摄

开了一瓶二锅头,他们侃起走南闯北的故事。年轻的时候,吕福林在东北跑运输,一趟能挣三四千元。后来,他又去哈尔滨待了近二十年,既种树,也卖树苗。2017年,他南下,开始跟着建筑队打零工。一晃三年,靠着踏实和诚信,吕福林在马驹桥赢得了口碑,“人家觉得我这老头儿,嘿,干活还真行!”

姜兴申接过话茬,聊起两人当年安装吊篮的经历,那是他们干过最累的活儿。吊篮由钢丝绳、安全绳、配重、钢梁等部分构成,通常由工人们将材料放入铁槽,再用吊车运送到楼顶进行组装,但有些小区吊车开不进去,需要人工搬到楼顶。他们曾双手各提一块50斤的配重块,爬上27楼,15分钟能跑完一个来回。

“没想到吧,我们有这样的力气和耐心。”姜兴申语调变高,带着些许自豪。不过花甲之年的他,现在更多的是做做“小工”和绿化的活计。两人的妻子也是如此,最近正做着垃圾分拣的工作。

“清退令”与“招工难”

跟姜兴申一样,李建国这天也没等到合适的工作,但他没有那么担忧。作为有技术的“大工”,他和其他瓦工、电焊工和抹灰工一起,每天聚集在马驹桥商业街十字路口南边。

如果不问年纪,很难相信李建国是个63岁的人,“这里应该没有比我更老的‘大工’了。”他戴着黑框眼镜,身穿迷彩服和牛仔裤,和大多数同行一样,挎着印有“安全生产”字样的军绿色帆布包,里面装着铲子、锤子、尺子和切割机等工具。

▲4月12日中午,几个没有找到活儿的“大工”凑在一起闲聊。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

靠着砌墙抹灰的手艺,李建国供儿子念完大学。如今,儿子早已是某知名大学的教师,但他仍旧闲不住,总想着找点活儿干,给孩子们减轻一下负担。两三年前,他开始出省务工,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做长期工,每天能挣四五百元。后来年纪超过了60岁,一些工地不要老龄工人,他才来零工市场找日结的工作。

上个月,一个熟识的包工头找上了他,说有个建筑工地需要砌墙的“大工”。他们三年前合作过,彼此信得过。李建国准备了核酸证明、健康码和工商银行卡,工地负责人却临时告知,“超过60岁的,不要了。”他也不恼,觉得凭借着好手艺,自己还是能在市场上找到活儿。

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襄阳,包工头秦怀林正在为“招工难”发愁。按照他的经验,建筑工地的活又脏又累,工作时间长,年轻人都不大愿意干,而且他们预想的工资也比较高,工地往往开不起。

此前多年,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,基本都是中老年农民工。近年来,根据湖北省住建厅的相关文件要求,湖北多地出台政策,“禁止以任何形式招录60周岁以上男性、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。”

▲4月12日傍晚,一位头发花白的农民工正在马驹桥商业街等工作。 新京报实习生 汤赛坤 摄

秦怀林明显感觉到,这两年工地的管理越来越规范,对年龄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:招到工人后,既要上传身份证信息,出入工地还要进行人脸识别。不仅如此,一些企业还会隔几天抽查现场工作人员的身份证,一旦发现超龄人员,立即予以辞退。

事实上,我国农民工老龄化问题正日益突出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显示,2020年,我国农民工人口总量28560万人,平均年龄为41.4岁,比上年提高0.6岁。从年龄结构看,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.4%,比上年提高1.8个百分点,占比继续提高。

据秦怀林观察,目前在当地的建筑行业中,很少有超过60岁的农民工,但老龄化趋势仍十分明显,80%左右的农民工都在50岁以上。在他的工地上,几乎没有“80后”的身影,基本都是“60后”和“70后”,“等这批人老了,年轻人又不愿意做,以后的工作谁来干?”

“超龄”的风险

截至目前,全国已有多地发布明文政策,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的用工年龄管理。“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区域”,这是部分“建筑业清退令”中提到的政策出台原因。

而这类政策的推出,是基于相关数据的支撑:2018年,上海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,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%,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,超过60岁的占比仅为1%。

在刷短视频时,姜兴申也看到了关于“清退令”的新闻,对于这一政策,他表示理解。在他看来,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心脑血管疾病,从事强度太大的工作容易发生意外,用人单位也会相应承担更大的风险。“以前我们工地有人出了意外,至少得赔二三十万,小老板一年也就挣一二十万,赔不起。”

出于安全考虑,秦怀林在招工时也格外小心,“患病的,超龄的,我们肯定不敢用。万一出了什么意外,我这几年就是在给他打工。”他说,除了规定之外,年纪太大的农民工也不好购买意外保险,特别是高空作业的工种,“保险公司不肯卖。”

▲一位“大工”正在清点自己的工具。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

另一方面,一旦发生意外,超龄农民工维权也不易。

“现在只要超过退休年龄,国家的政策就是不予确认劳动关系。”据律师陈星介绍,目前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,一般是指男性年满六十周岁、女性年满五十周岁,同时还需要连续工龄满十年。

陈星所在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,是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。从业16年,陈星也一直在跟农民工打交道,包括刑事辩护,解决工伤劳动争议、建筑劳务纠纷等。

在陈星看来,建筑业本身就是风险系数较高的行业,如果超龄农民工在工地上发生意外,应由用工主体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,但依据哪些条例进行认证,仍存在争议??有些判决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,有些判决则依据《民法典》侵权责任编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。

“两者适用的区别在于,前者的赔偿不讲究过错,后者需要考虑农民工是否存在过错。”陈星进一步解释道,假设一位农民工在工地发生意外,按照工伤条例赔偿,雇主应承担100%的责任;但如果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,还得考虑农民工是否存在过错,例如有没有戴安全帽、系安全绳等,“可能雇主承担80%的责任,农民工承担20%的责任。”

不仅如此,超龄农民工如果发生意外,他们能拿到的赔偿也相对较少。陈星举例道,“以人身损害赔偿途径来说,如果60岁以下的农民工因工作受害死亡,会按照他20年的收入进行赔偿;如果他的年龄超过60岁,则会按照超过一岁减一年的收入标准进行赔偿。”

但同时,陈星表示,建筑工地发生事故的概率高低,也不能只看从业人员的年龄大小。在他代理的工伤案件中,有一部分是由于新手不熟练而造成的受伤。因此,在他看来,提高工地安全性,不一定非得清退超龄农民工,还可以通过加强安全保障、规范相关管理措施,以及引导他们转型到安全系数更高的服务性、辅助型岗位,进行精细化管理。同时,清退工作也要做好困难帮扶,加强低保覆盖面。

在与超龄农民工打交道时,陈星时常想起自己七十多岁的母亲。他的母亲除了在老家种地以外,sa36国际沙龙官网,还会帮一些小作坊加工鞋垫,去年因脊椎骨折才放弃这份工作。“我母亲虽然年纪大了,手头也不紧张,但就是想通过劳动体现自己的价值,社会也应该给这些老年人工作的机会。”

探索转型之路

傍晚,日头从街道的另一端落去,马驹桥商业街的十字路口再次热闹了起来。前来招工的中介吆喝着,“夜班夜班,210(元)一晚。”

58岁的杨朝山倚着路边的防护栏,不时往两边看去。他身上军绿色的外套慢慢融进夜色,醒目的油漆点爬满鞋子和裤脚。这个钟点的应聘者比清晨要少很多,“有活就干,能挣就挣。”

▲4月12日傍晚,杨朝山来到马驹桥商业街,希望能找到一份晚班的工作。 新京报实习生 汤赛坤 摄

30岁那年,这位来自河南的农民意外受伤,视力受损,农闲之余,只能干干“小工”、绿化、保安等杂活。他算了一下,按照国家政策,满60岁后,自己每个月能领到100多元的养老金。不过他闲不住,希望能多赚点儿钱,帮衬一下做小买卖的二儿子。

杨朝山这群农民工的养老问题,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赵耀辉的研究课题之一。她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(CHARLS)项目组负责人,后者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一个大型跨学科调查项目,旨在收集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,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,推动应对政策的拟定。自2011年以来,该项目的全国基线调查已覆盖150个县级单位、450个村级单位。

CHARLS项目调查发现,根据2018年数据,在我国50岁以上人群中,城镇居民的退休率为63.4%,农村居民为31.1%。在养老保险方面,约76.9%的城镇居民有职工养老金,其中政府养老金中位数为每月4000元,企业养老金中位数为每月2500元;而在农村,可以享受该养老金的比例只有6.3%。82.2%的农村居民有居民养老金,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,中位数金额为每月100元。

据赵耀辉观察,像杨朝山这样的候鸟型农民工,在上世纪90年代很常见,而如今更多的是在城市专职打工的农民工。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,制造业比例下降,服务业比例上升,更多年轻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快递和外卖等服务行业,留在建筑业等传统行业的农民工呈现老龄化的特征。

在赵耀辉看来,“清退令”会给其中一些技术型超龄农民工带来影响。她举例道,有些农民工干了一辈子砌墙抹灰的工作,如果转到一个新的行业,可能他们并不具备新行业所需的技能,“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,同时提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。”

赵耀辉认为,从生理上来讲,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,对老年人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,现在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仍然精力充沛。因此,她建议,政府可以促进用人单位改进安全管理工作,增加更多针对超龄农民工的保护性措施。

同时,在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,有代表委员建议,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,企业与个人缴纳费用均纳入社保权益转移接续范围,实现“钱随人走”,以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。另一方面,要落实落细农村养老服务,积极开发村镇公益性岗位,促进返乡农民工社会参与、带动增加收入,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。

眼下,姜兴申和吕福林也有自己的盘算。半瓶二锅头下肚,老哥俩聊起了未来的计划。姜兴申想先趁着春耕回趟老家,等到冬天再出来找活儿,吕福林则计划月底去内蒙古种树,重拾“老本行”。

“再干几年,等到65岁,我就打算歇了,回老家赶大集。”抿了一口酒,吕福林说道。

(应受访对象要求,文中李建国为化名)

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汤赛坤 周婕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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